榜样力量
在做冠心病介入手术时，医生必须穿上厚厚的铅衣：不仅有铅围脖，铅衣，铅三角裤，还有铅眼镜和铅帽，共重30斤。因为在手术室里，他们长期与X光辐射为伴。
“不是为了钱，真是为了钱，这份工作就可以不要了。医者仁心，主要是体现自我价值，抢救成功后的喜悦，他人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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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强觉得，心内科医生生活很不规律，半夜三更，电话一来，披起衣服就消失在夜色里了。
他还说，中国的心脏病患者越来越多，数据一直在上升，至今没有拐点，“心脏科是战场，我们就是要干净利索。”刚50岁出头的唐强长着一副国字脸，鼻梁上架了一副透明的无框眼镜，身材高挑清秀，谈话时认真投入，讲完就止，没有任何客套。
1999年以前，唐强在河南省中心医院的急救中心工作了五年。一天夜里，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胸部疼得厉害，大汗淋漓地走进急救中心，表情痛苦，意识不清。医生给他做心电图，提醒他“不能动，可能心肌梗塞了，要卧床休息。”病人觉得不可置信，马上跳起来想要回家。一紧张，一活动，呼吸和心跳在瞬间停止。医生呼叫，唐强随即参与了心肺复苏的抢救，最后病人救活了。
心脏病来得急，有的病人没有必要的常识，不相信自己得病。就算相信了，有些地区的医院的条件和技术落后，医生只能叮嘱好好休息，再开一点活血的药。
1999年研究生毕业时，唐强签约首钢医院，留在了北京。接下来几年，他就在首钢医院的心内科给病人开药，做常规监护。那些年，唐强目睹了很多心脏病的悲剧，对于心血管急症，即使是心梗血管堵塞也只有药物保守治疗，病人预后较差，甚至反复心衰入院，生活质量很低。唐强决定离职深造，选择的专业就是心内科。
2002年，唐强去了心脏专业最权威的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学习心脏介入手术，在射线的指引下为堵塞的心脏血管搭桥。冠心病介入治疗作为创伤小、恢复快的微创手术，既可以弥补单纯药物治疗的不足，又可以免去外科搭桥手术的创伤，是目前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手段。由于射线有辐射，在手术台上，医生要穿着30斤重的铅衣。尽管穿了铅衣，唐强的身体仍受到了伤害，容易乏力，得不到防护的眼睛常常干涩。
学成归来，他成为当时首钢医院唯一有能力做心脏介入手术的”术者“，后来也成为心内科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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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东是唐强重点培养的术者，来自山东泰安市中心医院。他今年40岁出头，剃着平板的寸头，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脸部圆而多肉，带着一点疲惫的虚胖，但一眼看上去就值得信任。
上世纪九十年代，患者对冠脉介入治疗的认可程度低，常常需要花两三天的时间告知患者介入手术的利弊及接受手术。当医生突然说他们有心脏病时，很多人不相信，如果医生再建议他们做手术，他们就会更加觉得是医生为了挣钱而欺骗。颜东说，心脏疾病的医治有“三驾马车”：药物、外科搭桥手术和介入手术。当药物治疗效果差或心肌缺血发作时出现血流动力学改变、恶性心律失常，有发生急性意外的风险时，就必须考虑手术——尽管介入手术对医生的伤害最大。 “哪个医生希望患者砸在自己的手里？冠脉介入治疗可以明显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2002年，孩子刚满月，颜东就去了北京的安贞医院读心内科的研究生，学习介入手术，“射线对生育有影响，解决完生孩子的问题，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颜东师从心内科的全国著名专家吕树铮教授。他说，吕主任医术高超、性格幽默、医者仁心，记忆最深的就是他一侧股骨头因射线辐射而坏死，曾坐着凳子坚持给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完成手术。
在安贞医院学习期间，颜东几乎每天都在手术室。刚开始的几个月，尽管穿着30斤重的铅衣，戴着铅围脖，还裹着铅三角裤，他的身体仍然明显感到不适。“突然接触了大量的射线，很乏力，晚上躺在床上，腿都不知道该放哪里。还拉肚子，是辐射引起的肠炎。每天都想睡觉，可是又睡不踏实”，颜东医师说，“那段时间，白细胞一直异常，心里也挺害怕的。长期接触射线，患肿瘤的风险增高。”
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颜东进入了首钢医院的心内科，每4天值一次夜班，每个星期有两个常规手术日，担任唐强主任的手术助手，经常连轴转，下夜班来不及休息，就又进入第二天的常规手术日。每个手术日，他都需要穿着沉重的铅衣站立几个小时。
那一年，唐强主任还成立了急性心肌梗死急诊手术的绿色通道，为北京西郊的人提供就近急救的机会，不过，这意味着手术医生随叫随到。从那以后，颜东的朋友聚会全是以茶代酒，节假日也不能陪伴家人出远门，随时等待可能响起的电话。他现在喜欢用“滴滴打车”，电话一响，马上出门，大概十分钟就到了医院，连找停车位的时间都省下了。医学指南规定，急性心梗必须要在12小时内疏通血管，否则会休克，心衰，手术风险就会很高。
颜东说，国内很多病人都是胸痛得受不了才会来医院，留给医生急救的时间很短。在紧急的抢救关头，往往还要费很多时间说服病人接受手术。很多病人对他们不信任，认为医生做手术就是为了谋取私利，结果耽误了手术时机，这让心内科医师非常无奈。“生命是无价的，时间就是心肌，越早开通梗死相关血管，患者的预后越好。”
颜东近照（摄影：罗洁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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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手术室在首钢医院住院处的一层，门口标明辐射警示。推开沉重的金属大门，看到一条狭短的走廊，大门内侧有一个机器，把腿伸过去，打开启动按钮，会有塑料质地的鞋套伸出来，包裹着鞋，保证室内的无尘状态。经过护士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最里面就是手术的操作间，一道抵挡辐射的金属门紧密。
王硕和姚瑾秋刚从手术台下来，都还戴着医用口罩。姚瑾秋脸蛋瘦削，戴着黑底紫花的手术帽，铅衣沉重不透气，底下棉质的绿色手术衣都被汗水浸透了。
她们都很佩服颜东，可是并不想效仿。王硕今年37岁，是一个6岁女孩的母亲。尽管唐强一直鼓励她也学习介入手术，可是她认为，那不是未来长期的方向，“我是经常徘徊的”。
医生的生活是很封闭的，长年累月都在医院里活动，介入手术的医生更是没日没夜。早上8点前，王硕就必须赶到医院，去病房交接工作。心内科有两个病区，共80个床位，重症监护室有10个床位。交接后，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查房，和病人交谈，更改医嘱。查房后，要么进手术室，要么开始门诊或者教学。如果遇到急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就都走不开了。
王硕自认为性格不温柔，因为温柔的医生根本镇不住某些暴躁的心脏病病人。她说，虽然都是病人，也有不同，有的病人信任医生，她也坦诚相待；有些病人很老油条，不信任主管医生，表里不一，王硕和他们关系就一般。
王硕是土生土长的首钢人，200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就留在那里工作。2015年，女儿四岁，她开始参加唐强主任组织的介入手术培训，但是，这并不是她职业规划里的重点内容。身为一名女医生，面对超负荷的心脏介入工作，她心存顾虑。她热爱医生这个职业，但是又担心会牺牲太多家庭时间。”回家面对着孩子，心里会很纠结“，她说，可能有一些女强人，事业家庭都不误，不过，那毕竟是少数。女性在高压力状态下容易引发腺体疾病，这也是女医生的顾虑之一。
2016年，王硕开始上台担任术者的助手，做消毒工作，穿刺动脉。最初几次，她穿刺不成功，术者就接过来帮忙。后来熟练了，可是穿着30斤重的铅衣，站立数个小时做手术，还是累得快虚脱了。她担心如果体力不支，免疫力一旦下降，射线就会变得危险。她不想冒险，“如果身体出了问题，家人怎么办？有时候会想，人生还是要平衡，健康是底线。”
女医师姚瑾秋说，“吃射线的事情，就像当年的非典一样。谁愿意上前线呢？作为医生，如果不去，说不过去。如果去，可能就要少活几年。”她认为做介入手术可能是“折寿”的事情，不过又喜欢“救人一命”的感觉。
姚瑾秋喜欢充实的工作，享受救死扶伤的满足感。同时，她也认为资深医生的收入应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三到四倍，而且，社会并没有给予医生足够的尊重。无力改变现状，她开玩笑般预测，“再过三四十年吧，因果就来了”。
在2015年的培训中，领导发现了姚瑾秋在介入方面的天赋。既然有天赋，她就顺其自然地做了下去，并且自我安慰说，做手术肯定要吃射线，可是就算走在马路上也有可能被车撞。明天和意外，谁能知道哪个先来？
2016年9月，姚瑾秋休年假，去北京市宣武医院听了一个关于颅内血管瘤的讲座。主讲人一边播放手术视频，一边解释造影的原理。那个视频“很重口味，大脑就像豆腐花一样”，姚瑾秋很兴奋，仿佛看到一道光影在眼前闪过，她情不自禁地卷起手里的一张纸，又撕又拧，做成冠脉模型，光线投过来，一看这映在地上的“皮影戏”，惊叹自己脑洞大开，“这不就是冠脉造影，这不就是导管机的模型吗？”
初学介入手术的医生，第一步就是学习摇床。给患者冠脉内注入造影剂前，在放射线下，把手术床摇到最合适的角度，充分暴露所需冠脉造影的图像。摇床的过程，就是要助手绕着心脏，远近左右地调试，不熟练，就要多“吃”线。姚瑾秋看着手中的“皮影戏”想，如果助手能在手术台之外，根据冠脉的形状，学习摇床，这样就能减少吃射线了。
姚瑾秋很兴奋，马上画了图纸，反复修改，最后想找木匠和焊工做成机器模型。她希望能发明一台机器，通过光影的效果，把心脏的血管（冠脉）呈现三维立体的效果，让医生能透过这个模拟机器来训练手术，减少射线的辐射。
唐主任支持姚瑾秋的发明，还说要找机构帮她申请专利。姚瑾秋不在乎专利收入，天天琢磨着让这发明尽快面世，能让初学者少受辐射。“现在模拟机太贵了，我这个模型可能只花500元就能做出来，连县城医院都可以使用”。几个月之后，模型的精确度不高，她有点泄气地说：“500元的，还真是就是500的东西，操作性不强。”她把自己的新发明推荐给来首钢医院学习的年轻医生。可是，手感太差了，毕竟介入诊疗是一个极其精确的技术，焊工做不到那么精巧。一拨又一拨的初学者摸了几天，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就都把它放在了床底下。
姚瑾秋的实验暂时还没成功，但她一直想着改进。她觉得这在是为人类的卫生事业添砖加瓦。
当谈到，有人质疑做介入手术的医生会拿耗材商的回扣时，姚瑾秋说，她是北京人，生活有保障，住的房子父母给她了，她只需要学区房——但她也一直没能攒出学区房的首付。她说：“我就是个干活的，喜欢救死扶伤罢了，要是考虑收入，早就转行了。在四十岁学介入，其实是很任性的选择。而且，我觉得我们这行大约是中国目前最干净的行业。”
2016年9月6日，姚瑾秋（左），王硕（右）刚做完介入手术。（摄影：罗洁琪）
唐强（左），姚瑾秋（右）谈及女医生也要接受介入手术培训。（摄影：罗洁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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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瑾秋刚接触介入手术的时候，陈学智已经“吃”了13年的射线。心内科是他学医时的志向，“很有挑战性”。2002年，29岁的他去了北京安贞医院导管室进修，开始学习介入手术。他想着以后要从事有辐射的工作，就早早地要了孩子。
陈学智认为，这个工作有得有失，如果想得太多，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来了。后来他所遇到的事情都如他所预料，慢性疲劳，膝关节受损，曾经的足球爱好者如今上下楼都困难，要特别小心。今年陈学智才43岁，可是眼睛已经开始花了。他知道，这是早年间做手术没戴防护眼镜的后果，“刚开始满不在乎，防护眼镜太沉，一出汗，就更加难受。”
从医20多年后，他已经接受和理解了中国医生的处境。陈学智是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经历了无数的医闹。最近一次是一个情绪激动的病人，从办公室门口冲进来，拿着东西要打一名女医生。陈学智用身体挡了一下，那个病人转过来就要打他。后来，很多人把病人拉开，劝走了。“走了就走了，那个病人没有被追究任何责任。”陈学智说。
还有一年，他碰到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来看急诊。他认为需要手术，结果那个人马上拔了正在输液的针头，骂骂咧咧地说，“做手术，让你看看我用做手术吗？”几个医生护士都按不住那个病人，眼睁睁看着他猝死。
这样的例子反复上演。2015年的某一个早晨，陈学智回到办公室和下级医生交班，面对着门口楼道上的护士站。作为一种职业习惯，他通常很警觉地观察周围。那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病人靠着护士站，站不稳，想蹲下去。那是个50多岁的住院病人，患有不稳定心绞痛。陈学智提醒过他，不稳定心绞痛就像火山要爆发，不确定的，必须阻断爆发的机会，外出需要人陪同。病人满不在乎地说，只不过是胸痛。在余光里，陈学智看见病人晃了一下，他冲出门，还来不及扶，病人就摔倒在地上。陈学智马上去摸病人的颈动脉，做心外按压，数次除颤。
这个病人曾两度复苏成功，但最后仍不幸去世。
陈学智说，有一部分病人是不可以沟通的，他们不懂得微小症状其实是大地震前的小震动。
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让医生们缺乏职业荣誉感。年轻时，陈学智常常努力劝说病人做手术，“以前认为适合做手术的，就一定要拉人家上手术台”。沟通不好，病人还会认为他想做支架手术挣钱。现在，如果努力很多次，病人仍然不接受，他也想开了，“也许人家还有别的选择。就算没命了，那也是人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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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到2009年，365天24小时，唐强一个人在心内科盯了5年。他住在医院附近，哪儿都不敢去。电话铃一响，就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医院做抢救。在家洗完澡，第一个反应就是看有没有来电。那样的生活高度紧张，唐强着急培养介入手术的术者，可是，科室从零开始，压力很大。一方面病人接受介入手术很难，术前反复讲解冠脉造影和治疗的过程、效果、意义等，每次谈话签字要2-3个小时；另一方面，让科里的大夫学习介入，需要苦口婆心劝导，大家逐步才接受这项技术。
2005年底，一个在北京西郊工作的中年男人在开车时突然胸痛。于是，他沿着阜石路开车到了首钢医院的急诊科。进了门，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心跳停止了。急诊科的护士马上抢救，接到急诊电话，颜东和唐强紧急赶到，给病人反复做了六次心肺复苏，同时联系他的家属。
唐强主任诊断是急性心梗，需要马上做急诊介入手术。可是家属不信任，站在门口往外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不停咨询，说是“还在沟通”。期间，病人的心跳数次复苏和停止，情况危急。唐强主任问家属，究竟和谁在沟通？家属说，北京某三甲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唐强主任着急了，“现在是心脏危急的抢救，怎么能听耳鼻喉科医生的意见？” 命令她让对方找个心脏科的医生来接电话。后来，电话那边终于传来了“没问题，赶紧治疗吧”。病人活下来了。
目前，介入手术的总费用约3-4万元，其中大部分都是耗材的费用，手术费只有1500元。一台介入手术至少需要一名术者，一个助手，还有二个护士，还不包括病房的医师和护士。
唐强主任尽力保护科室里的医护人员，所有的防护设施都买了进口的，不仅有铅围脖，铅衣，铅三角裤，还有铅眼镜和铅帽。国家法律规定，在辐射环境工作的医护人员必须佩带辐射检测仪，如果超标，就要离岗休息。他也要求科室的医生去遵守规则。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候手术太多，估计可能要超标了，有的医生就不带那个东西了。科室里能做手术就那几个，如果某个医生不能上台了，其他人就会更辛苦，该做的手术也完成不了。
颜东医师的辛苦，是因为唐强主任特意训练他，这在科室里是众所周知的。唐强主任认为一定要把介入手术教给年轻的大夫。培养一个术者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3年，住院医师规培3年，才能从事心内科，1到2年专科培训后才能开始介入培训，没有数百例的积累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术者，但人的精力有限，很多大夫到了50岁就体力不支了，所以需要不断补充年轻大夫。
目前，唐强已经成为了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委员会委员，欧洲心脏病学会荣誉会员（FESC）、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学会荣誉会员（SCAI）。经过十几年，他培养了三个独立的术者（有一个已经离职），若干个助理，实现了日夜守候。但是截至2016年，心内科陆续有医生辞职，留下来的也并不都愿意做介入手术。
自从2009年成为术者之后，颜东觉得日子特别累，在医院硬撑着，回到家就基本不干活、不说话，他庆幸有家人的理解。由于长时间负重站立，他还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颜东医师说，“不是为了钱，真是为了钱，这份工作就可以不要了。这两天，36小时，只睡了一个小时，为了钱，就不要命吗？我都40多岁了，难道还追求名利吗？医者仁心，主要是体现自我价值，抢救成功后的喜悦，他人无法理解。” 他没有怨言。
消毒室中，正在穿铅衣的女医师。（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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