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编者的话
国家癌症中心日前发布了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平均每分钟有7.5人被确诊为癌症。目前,癌症已居我国居民死因首位,给国家、社会、个人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成为重大民生痛点。痛点如何破题?农工党中央提出实施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建议举国攻坚。这一计划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因此,本刊特别在5、6版联动推出相关专题报道。
201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率调研组赴江西开展癌症综合防治调研。
2015年,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平均每分钟有7.5人被确诊为癌症。
这是国家癌症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
虽然国家癌症中心登记的数据一般滞后3年,但本期报告也再次显示,近10多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保持约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约2.5%的增幅。
最新统计数据还显示,恶性肿瘤死亡占我国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居于首位。
癌症的高发病率,导致我国癌症治疗的经济负担持续上升。仅医疗花费一项,每年就超过2200亿元。防治癌症,已经成为重要而迫切的民生痛点。
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呈“双升”态势
“癌症是健康中国战略的拦路虎。”2018年7月,在反复研讨之后,农工党中央就癌症防治问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围绕共识,农工党中央成立了专题调研组,在江西、北京等省市开展了深入调研,并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
专题调研组由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率队。2018年7月22日,调研组首先赴江西开展调研。一起参加调研的,还有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医政医管局,以及中国癌症基金会等单位的相关专家。
“当前,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健康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癌症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在江西调研时,陈竺不止一次强调。
我国癌症防治的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数据更直观明了。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约为286/10万,死亡率约为170/10万。近10年,我国癌症的五年生存率提升了约10%,达到40.5%,但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相差甚远,美国、日本这一数据分别为66%和81%。
另外,根据近10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平均增长态势推算,预计到2030年,我国癌症发病人数将升至约600万人,死亡人数将升至约350万人。
显然,数据让人不轻松。
而如果进一步剖析这些数据则不难发现,癌症已经成为我国人口的首位死因,它使得我国百姓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也让国家、社会、个人和家庭共同承载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以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食管癌、骨癌和肝癌为例。2014年,这6种常见癌症的诊疗例均费用为5.98万元,分别是当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1倍和5.7倍。仅2014年,我国癌症所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就超过了2800亿元。”面对癌症负担,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先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何维同时表示,癌症已经成为我国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的主要因素。“2018年1-8月,全国因病致贫、返贫困难群体中有癌症患者13.56万人,占总人数的1.27%,但其医疗花费高达53.65亿元,占总费用的19.3%。”
调研组还了解到,除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双升”态势,我国癌症还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癌谱并存的局面。
“多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地区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农村,且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癌谱也不尽相同。”陈竺向记者介绍,在我国城市地区,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癌种高发,这是发达国家的癌谱特点。而在农村地区,则是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等肿瘤类型更为常见,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癌谱特点。
双重癌谱并存,也意味着癌症防治的难度更大。
同时,我国癌症防治资源配置还存在明显不平衡,地区之间、医疗机构之间防治能力差距显著。特别是在基层,癌症防治能力十分薄弱。
“现在,癌症防治已成为我国卫生健康领域最为突出的健康保障需求。”在江西调研并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陈竺就在呼吁。
癌症防治应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中之重来实施
防治难度大,并不意味着没有破题的可能。
在江西调研时,调研组就了解到,该省农村妇女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原本明显高于国家平均水平。而经过试点癌症早防早诊早治计划,目前均该省农村妇女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实现下降,且已降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江西省农村地区不再是宫颈癌的高发区和高死亡区。
“试点地区取得的重要工作进展,也说明了癌症是可防可治的。特别是在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宫颈癌、乳腺癌等高发癌症方面,我国的筛查和早诊早治技术已经成熟,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陈竺强调。
作为调研组成员之一,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对于癌症的预防筛查和早诊早治技术使用深有体会。他是一名结直肠肿瘤外科医生,也是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的主委。
“预防筛查对于实现肠癌的早诊早治,意义明显。比如说,做一个肠镜,就能发现很多早期病灶及癌前病变。而早期肠癌的预后非常好,患者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80%~90%。”顾晋介绍。
除了筛查技术,近些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也逐渐找准了癌症治疗的靶点,一大批研究成果涌现。
比如,作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成果之一的埃克替尼,在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方面,已经发挥了普惠民生的作用。乳腺癌、肝癌等癌症相关的靶向药物,也已经上市或即将上市。
而为了在癌症防治破题方面凝聚更多共识,专题调研组从江西调研回京几天之后,何维又在京组织召开了专题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参与的部门更多。既有来自国家卫健委、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保障局等相关部委的专家,也有来自中国抗癌协会等社会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国家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李新华在座谈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他特别指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也是癌症防治的国际共识。
“近些年,国内外专家都在国际癌症防控论坛上呼吁,无论多么富有的国家都难以承担癌症治疗的高昂费用。因此,早防早治,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全球各国的共同追求。”李新华说。
座谈会上,与会各方对癌症防治的意见和建议也越来越集中———强化癌症预防和早诊早治,建议国务院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将癌症防治作为重中之重来推进。
中国应开辟自己的癌症防治道路
“重中之重”,也需要推进的抓手。
在充分调研和座谈研讨之后,农工党中央提出了“实施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开辟中国癌症防治道路”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
“我们的建议认为,中国应通过举国攻坚,开辟自己的癌症防治道路。这首先需要提升癌症防治在卫生健康事业中的战略地位,放在优先位置去实施。”陈竺表示,新时代中国癌症防治需求迫切而巨大,这一成效可期的攻坚计划,可能成为我国探索新型举国 体制的生动实践。
目前,我国也已经具备了开展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的基本体系基础———
国家卫健委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组建了国家癌症中心,该中心承担着全国癌症防治的组织协调、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撑工作。现在,国内已有19个省份成立了省级癌症中心,31个省份设立了肿瘤监测点,全国性肿瘤登记及监测随访网络基本建成,我国癌症分布与死亡规律也已基本掌握。
不仅如此,国家卫健委还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成立了国家肿瘤质控中心,制定了常见肿瘤诊疗临床路径并推广至全国。现我国肿瘤诊疗的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一个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省-市-县三级癌症防控体系已初步建立,可为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开展提供专业支撑。
“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建议”还特别指出,为保障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成功实施,应以举国 体制方式保障癌症防治资源的充分支撑。
为何要用举国 体制来保障资源配置?原因有多重。
首先,目前我国癌症防治资源配置不平衡,城乡之间、医院之间都差距显著。同时,虽然癌前病变筛查和早诊早治策略在试点地区取得明显成效,但尚未在全国推广。此外,癌症防治作为一项事关全民健康和国家改革开放大局的中长期规划,既需要系统全面、重点突出、保障有力地去部署,也需要多部门联动才能有效落实。
显而易见,要确保攻坚计划发挥效能,需要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
癌症攻坚还可助力我国参与建设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实施国家癌症攻坚计划,还能对我国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产生综合效应。”这也是调研组座谈时达成的重要共识。
比如,癌症防治可以成为健康扶贫的新支撑、健康服务业转型发展的新牵引,以及我国参与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亮点。
“以肝癌为例。病毒性肝炎是导致我国肝癌发病的主要致病因,而目前除乙肝疫苗广泛使用直接降低了我国乙肝的发病率之外,对于已经感染的乙肝和丙肝患者,也有了可以根治的药物。这些产品保障都可以减少因癌致贫、因癌返贫。”李新华建议,在贫困但自然资源合适的地区,还可种植抗癌药材或食材,为当地健康扶贫拓宽渠道。
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的实施,需要健康产业来支撑。同时,这一计划也将促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健康产业发展。
“比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肿瘤发现、诊断识别方面的应用,人们对其认可度提高,医疗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也将迎来更好契机。”调研组成员之一、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秘书长乔友林举例说明。
“癌症防控是世界性难题,防治难度大,疾病负担重,是全球各国的重大民生痛点。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集中优势资源实施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有望在2050年实现将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控制在发达国家水平。”陈竺认为,在取得重点突破之后,我国的癌症防治经验,还可被推广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帮助这些国家提高癌症防治水平。
海阔潮平风正劲,扬帆远航又一程。凝聚共识之后,农工党中央和相关国家部委已经开始部署攻坚计划行动……